那日翻看舊相冊，泛黃的相紙間忽地滑落一張老照片。我拾起細看，竟是母親二十歲時的模樣。照片雖是黑白的，卻掩不住她青春的光彩，最是那垂落在碎花襯衫前的兩條粗麻花辮，烏黑油亮，仿佛要從相紙里躍出來似的。

在我的記憶中，母親一直留著長發。但細數下來，她的頭發竟也被剪斷過三次，每一次都藏著一段故事，承載著歲月的痕跡。

母親的第一次剪發，發生在我兩歲那年。奶奶在世時，每當看見母親在院子里洗頭發，總會嘆息著說：“哎，太忙了，頭發都不好了。那一把辮子不剪該多好看啊。”那時的我懵懂不解，后來才漸漸明白，母親那一頭烏黑的長辮子，竟是因為我才剪掉的。

秋收時節，附近國營農場總會剩下些葵花稈，誰家需要就拉回去當柴火燒。父親開著拖拉機去拉柴火時，正巧那片地里還堆著賣剩下的黃河蜜瓜——那是一種拳頭大小的甜瓜。征得管理員同意后，父親順便拉了一車瓜回來，堆在糧房里。

剛斷奶的我哪里嘗過這般美味，整天哭鬧著要吃。誰知才兩天工夫，我的嘴唇周圍就長滿了一片水泡，疼得日夜哭嚎，連奶粉都喝不下。母親急壞了，抱著我去鎮衛生院打點滴。我疼得厲害，從扎針哭到拔針，有時哭得太久，針頭脫落，一天要挨好幾針。煩躁時我還揪扯母親的頭發，她根本無暇顧及自己。就這樣，在我住院第五天的時候，母親一剪刀剪掉了心愛的長辮子。

長大后我曾問母親，那辮子究竟有多好，母親也說不上來，只道：“反正梳頭發時，一只手都抓不住，而且特別順溜。” 想必那時她真是被我折騰得心力交瘁了吧。

母親的第二次剪發，是在我家蓋新房那年。在農村，蓋房子可是件大事，得先找包工頭商量，但很多活還得自己動手。我家在村頭第一家，地勢低洼，父親執意要把地基墊高。那年冬天的情景至今歷歷在目，父母整天在離家最近的二畝半自留地里挖土。具體挖了多深我說不準，只記得每次去喊他們吃飯時，站在地頭都望不見他們的身影。后來那挖出的深坑成了我和小伙伴玩地道戰的樂園。

父母就這樣一鍬一鍬地挖，挖夠兩米寬就用拖拉機運到新房地基處，開始夯實。挖完運，運到了夯，周而復始，整整三個月，他們硬是把二畝半地挖了一遍。開春后更忙了，白天干農活，晚上還要收拾房子。等到秋風送爽時，我們終于搬進了新家，可母親卻垮了。她蜷縮在炕上，瘦得只剩八十來斤，幾天幾夜水米不進。父親帶她去縣醫院，醫生說是重度貧血，開了三盒驢膠補血顆粒，說要是補不上來就沒辦法了。

那些日子，家里靜得可怕。我雖不懂事，也能感覺到空氣里的凝重。直到第三盒藥快喝完時，母親才勉強能下炕。至今家里還珍藏著那三個救命的鐵皮藥盒，上面的漆都磨花了。

后來村里來了個收頭發的貨郎，吆喝著：“收頭發，收長頭發，頭發換菜刀、換臉盆嘍！”母親望著鏡子里垂到腰際的頭發，突然說要剪掉。“剪了吧，反正也掉得厲害，往后還能留。”奶奶嘆著氣說。我看見母親把頭發攏了又攏，手指在發絲間停留了很久，像是要把這長度永遠記住。貨郎的剪刀寒光一閃，母親的頭發成了擔子里的貨物，換回來的剪刀和搪瓷盆在陽光下泛著冷白的光。

母親第三次剪發，是在我結婚前夕。她破天荒地走進了鎮上的理發店。那天傍晚，當她踏進院門時，我險些沒認出來——原本垂至腰際的長發不見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頭蓬松的羊毛卷，在夕陽下泛著柔光，襯得她消瘦的臉龐格外精神。

左鄰右舍的嬸子們圍上來，七嘴八舌地夸贊：“這下可好了，兒女都成家了，你也該享享清福了。”母親手指無意識地繞著新燙的卷發，嘴角噙著笑，卻始終沒搭話。只有我知道，她藏在發卷里的秘密：這些年操勞過度，頭頂的發絲早已稀疏得遮不住頭皮。這突如其來的燙發，不過是一位母親想在女兒大喜的日子里，用最后一點倔強，為她撐起體面。這個發型她一直保持至今，她總在頭發稍長時就急著讓鄰居修剪、燙染，說是“人老了，留長發麻煩”。可我知道，她是怕頭發長了，就再也藏不住那片日漸擴大的荒蕪。

我想那些被燙發遮掩的，何止是斑白的頭皮？那是她倔強守護的、不肯老去的美麗，更是為兒女操碎的心。